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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左宗棠、沈葆祯都是晚清名臣，在福建船政局上倾注了无数心血。福建船政局尚且如此不堪用，更别提其他军工企业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总局，同样不遑多让。江南制造总局每年从江海关收入中提取四十万两白银做经费，又大量承揽北洋、两江的业务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江南制造总局步枪年产量最多时也只有4000多只，平均每只步枪造价近百两银子。

        李鸿章从美国订购林明敦枪，连运费、保险等费用在内，每支才12两白银。英国施耐德步枪更便宜，才需银10两。洋枪外购成本仅仅是自造的十分之一，性能上还远远超出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，淮军自己都不愿使用江南制造局制造的步枪，尽管江南制造总局正是淮军领袖李鸿章一手筹建的。

        造不如买的局面继续在民国延续下来。民国时期烂大街的汉阳造步枪，1915年时售价是20元现大洋，北伐战争时是30块现大洋；而进口步枪在1911年时平均售价不过是10元多一些。

        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，很有一个原因在于，晚清兵工厂是官办的。官办企业效率很低，浪费很大。

        譬如江南制造总局，是李鸿章一手创办的。那时候，李鸿章是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。江南制造总局设在上海，李鸿章可以光明正大地管理江南制造总局。

        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时，不愿把江南制造总局这块肥肉让给他人。一番利益博弈之后，朝廷下旨，江南制造总局由南洋大臣、北洋大臣共管，经费来自江海关收入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样一来，两江总督可以从江南制造总局中分得好处。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后，仍然继续遥控江南制造总局。

        不难想象，江南制造总局成了李鸿章的禁脔，既是他的提款机，也是他安置淮系亲信的机构。满清费资千万投资的江南制造总局，从一开始便是官僚主义横行，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。

        官办行不通，便有官督民办、官民合办，总归离不开一个官字同，始终困难重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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