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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广东之外两京一十二省的正常事务就不说了，广东新法显然过于超纲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新党”们还要顶着大明旧党对于新法如此激进的弹章。

        皇帝对这些事的处理方法是：在几个在京“旧党”呈上来的弹章上简单批了一句，然后打发他们到地方上任官了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句批语是：嘉靖五年未到，静观其效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就很耐人寻味，处置结果既像是给了新党足够的时间与信重，但又划了一条明确的时间线。

        而更逗的是，那几人还都被派去了四川。

        旧党党魁费宏也在那边呢，这是要新党、旧党各择一省，各自证明自己吗？

        “垂拱而治”的皇帝日常只有几件事了：国策会议上讲新法、讲天物人三理，在后宫操劳国本大事，而后便是去万法馆、兵仗局、军器监，最后是经常参加崔元领办、姚镆协办的京营国策推行会议。

        说只关心这三件事就言而有信，杨廷和常常在深夜反思：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吗？

        所幸“新党”有一杆很硬的大旗：于谦配享太庙。

        但不幸的是有件大有争议之事与之相连：景帝入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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